1933年-1934年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相继对中央苏区发动了四次军事围剿，均遭到了惨重失败……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已成为蒋介石进攻的目标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顾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反对，调集我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拼消耗。4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向广昌进攻。用飞机轮番轰炸，大炮猛烈轰击。我军尽管给敌人以重创和打击，红一、三军团也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我军被迫开始长征，我军从于都出发，迅速渡过了于都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通过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与此同时，红六军团经过78天的西征突围作战与红二军团在湘西会师。博古和李德过高地估计了我军的军事力量，仍坚持按预定的路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周恩来提出“应慎重研究未来我军行军方向”的主张被博古否定了。彭德怀提出的必须力避与敌在湘江一带决战的军事建议同样遭到李德的拒绝。
蒋介石委任湘军何键为追剿司令，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共商追堵我军在湘江会战的作战方案。我军攻下了道县，毛主席更加焦急，决定由张闻天说服“三人团”千万不要过潇水。我军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准时渡过湘江。然而，桂系白崇禧为了保护广西地盘，在湘江南岸布置了专门攻击我军后卫部队的作战计划。数万我军的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博古等一次又一次地否决毛主席、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建议，1934年11月25日我军主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命令下，在湘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浴血奋战。桂系白崇禧在蒋介石数度电令之下，下令向我军发起进攻。我红一、三军团顽强作战，给敌人以重创，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周恩来与朱德共同研究过江方案。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中革军委命令：必须扔掉一切不必要的坛坛罐罐。渡过湘江后，我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这时，蒋介石已判明我军的意图，在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我军的主力。我军主力渡过湘江之后，整个队伍已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了解决中央我军向何处去的问题，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主要讨论了战略方向问题。李德仍坚持朝二、六军团的方向北进，毛主席果断提出中央我军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李德、博古仍以“三人团”的名义坚持北去湘江的计划。周恩来接受张闻天的建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定了北去湘西的主张，决定向遵义进发。力争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为我军争取主动。同时，决定由刘伯承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
我军突然挥师西进贵州，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电令何健、薛岳坚持在湘黔交界张网，坐等我军。蒋介石密电薛岳拿下镇远，控制贵阳，并命贵州军阀王家烈在遵义消灭我军。周恩来向刘伯承转达了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决定。我军队伍在群山起伏的大山中长途跋涉，商讨由毛主席来领导我军。
我军夜袭遵义城，并临时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反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主席领导我军，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做出了增选毛主席为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等决议。此时，我军得知薛岳按蒋介石的命令，已向遵义集结，妄图把我军消灭在遵义一带，情况十分严重。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不战而得土城。四川军阀刘湘派川中名将郭勋祺向土城进发。在土城，郭勋祺遭遇红三军团的伏击，潘佐的部队不断增援，我军遭受伤亡。
还在南昌的蒋介石通知薛岳：毛主席已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追堵我军要慎重从事。
我军渡过赤水河后，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当走到鸡鸣三省一带，经毛主席提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我军到达扎西，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毛主席总结了土城战役失败的教训，周恩来宣布下阶段任务。蒋介石发现中央我军在扎西集结，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紧急调国民党主力大部向川滇黔边境推进。毛主席审时度势，走出一招绝棋：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开始了二渡赤水的战役。蒋介石获悉我军二渡赤水重返黔北，急派中央军堵截。
毛主席亲自布置了袭占桐梓、抢占娄山关，进而攻占遵义的作战计划。攻占娄山关后，毛主席以诗人的情怀写下不朽诗篇《忆秦娥·娄山关》。我军攻占娄山关，王家烈无力固守遵义，遂向贵阳的薛岳告急。毛主席断定薛岳所部两天之内难以赶到遵义求援，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命令红一、三军团连续作战，向遵义发起猛攻。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吴奇伟部两个师赶来增援，在遵义城南部署了围点打援的第二战役。我军终于取得了二占遵义的巨大胜利。蒋介石败后又调整部署，指挥各部人马向遵义合围。中革军委批准了毛主席“声东击西”的方案，我军主力向遵义以西鸭溪运动。蒋介石从各路情报中获知毛主席动向，改变了战役部署。毛主席依敌我双方态势在鸭溪按兵不动，静观待变。
经过讨论，建立了以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我军的行动。中央我军在鸭溪按兵不动十多天。多疑的蒋介石刚刚下令部队向黔西挺，又下令杀回乌江西岸，准备在此歼灭我军。毛主席指挥攻打周浑元两个师，意将敌人全部西调，周浑元取攻势防御与我军决战，待蒋介石派增援兵，我军又连夜撤出战斗向茅台转移。毛主席在茅台镇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进行了整体战略部署。提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提出“佯攻似真”“行动机密”的要求。
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我军的动向，认为我军反复无常是陷入绝境，下令在古蔺地区收紧包围圈欲歼灭我军于此地，黔北的中央军、川南的川军，在荒野上的滇军疲惫不堪地向古蔺集结。毛主席突然下令挥兵东进，四渡赤水河。蒋介石携夫人飞往贵阳亲自指挥。四渡赤水后，我军开始实施整体战略的第二步：把滇军调出云南。刘伯承命红九军团佯装我军主力北上；红一、三、五军团隐蔽行军南下，迅速进抵乌江。我军主力迅速抵达乌江，因敌军防范甚严，我军在狂风暴雨中抢渡乌江成功。为掩护主力向云南急进，我军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下令调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主力孙渡救驾。当孙渡率滇军赶到贵阳，我我军主力隐蔽集结，只派少数部队向东活动。蒋介石误以为我军兵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又派孙渡向东追击，待蒋介石从迷魂阵中醒来，我军已摆脱追兵，向云南挺进。
周恩来下令红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西进，力争四月二十四日前进入云南。敌人的侦察机、轰炸机沿路狂轰滥炸。毛主席巧妙地部署佯攻昆明，致使滇军向昆明集中。我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直奔金沙江。为确保北渡金沙江成功，刘伯承带领干部团乘虚而入，在皎平渡为我军开路。中央我军胜利渡过金沙江。
我军渡过金沙江，欲攻打会理做短暂休整。周恩来尽快组织情报人员破译敌人新密码。会理强攻不下，中共中央在城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
蒋介石为困我军于大渡河，下令重兵把守坚壁清野。红一团利用敌人的矛盾成功地袭占了安顺场，抢占了渡口，十七勇士顺利渡河，打开了一条通路。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我军只有溯江而上夺取泸定桥。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近万名我军指战员顺利通过了大渡河。
中央我军从搜集到的敌军情况中分析敌我态势，为尽快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利用川军与国民党军的间隙，铤而走险，翻越千年雪山--夹金山。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接到中央我军就要翻越雪山的电文，提议由李先念率部向夹金山进发，迎接中中央我军。
我军战士们发扬互助互爱的精神，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翻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会师于达维镇。李先念率领所部在懋功欢迎中央我军的到来，并详细禀报了有关的敌情、民情以及四方面军的情况，一致认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较好。
两河口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方针和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我军分左、右两路军，准备过草地。毛主席随右路军，朱德随左，朱毛暂时分家。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为过草地的先遣部队。
英雄的我军靠着坚定的信念，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走出了草地。右路军终于过了草地，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徐向前亲临前线与李先念一道指挥了包座战役，取得了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胜利——包座大捷。
与此同时，张国焘迟迟不过草地，借口草地暴雨成灾，重返阿坝。朱德为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与张国焘进行斗争。
中央我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在哈达铺，毛主席得知徐海东率部与陕北刘志丹会师的消息，提出向陕北前进。张国焘在阿坝批判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召开了卓木碉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为了党的利益，继续留在四方面军做争取四方面广大指战员的工作。
我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我军从瑞金出发，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走过了两万五千里，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使毛主席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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